《群书治要》中的诚信文化

“信”字金文和小篆都是由人和言(或口)组成，会意人言为信之意。《说文解字》云：“信，诚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人言则无不信者，故从人言。”信的本义是言语真实，引申为诚实、信用、确实、相信、尊奉等意。还有一种“信”的古文写法，由言和心组成，言由心生，即言必由衷。言从心出，中国的古圣先贤留在经典中的文字，都是诚信之言、饱含智慧。《群书治要》作为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的治世宝典，对诚信的重要性以及为政者如何取信于民等进行了深刻阐述，蕴藏着中国古人丰富的治理智慧。

《群书治要》中的很多典籍都阐述了诚信的重要性。人有诚信的美德，自然会得到来自各方的帮助。《群书治要·周易》云：“子曰：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上天所辅助的是能够顺从天地之道的人。人们所扶助的是讲究诚信的人。按照诚信的要求去做事，并且时刻不忘记顺从天地之道的人，就能够得到上天保佑，只会有吉祥而没有不利的情况。诚信的重要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诚信如輗軏，可使个人修身有成，畅行社会。在《群书治要·论语》中，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大车指牛车，輗是车辕前端衔接轭的地方。小车指马车，軏是辕端与横木衔接的曲钩。輗軏是大小车行动的关键，没有輗軏，虽有牛马，车也无法前行。一个人言而无信，就像车子没有輗軏一样，在社会上寸步难行。人无信不立。如果连诚信都做不到，其余便无可取之处了。

诚信是维护良好人伦关系的基石。《群书治要·傅子》云：效法天地，履行诚信，思虑顺应天理，来统一天下，这是帝王的诚信;依据法度，守持正道，行为忠诚无二，这是诸侯的诚信;言语出于口而牢记于心，坚定不移地遵守，以此立身处世，这是君子的诚信。讲究诚信，修持道义，做人的准则就确定了。如果君主用不诚信来统御臣子，臣子用不诚信来侍奉君主;父亲用不诚信来教育儿子，儿子用不诚信来侍奉父亲;丈夫用不诚信来对待妻子，妻子用不诚信来对待丈夫，那么就会君臣疑于朝、父子疑于家、夫妻疑于室。长幼无别而各怀奸心，上下纷乱而竞相欺骗，人伦大道就会丧失。

诚信对于国家治理、建功立业也不可或缺。《群书治要·论语》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死是古今之常道，人人都会经历，但是治理邦国，不可失去信。《群书治要·春秋左氏传中》云：“信不可知，义无所立。”如果为政者的信用不能得到彰显，道义就无法建立。道义不能建立，国家就无法走上正轨。因此，必须使百姓信任为政者，国家政治才能成功。可见，为政者讲诚信，才能赢得民众的支持。《群书治要·孔子家语》中讲：圣王取信于民，就像四季交替的自然规律，那么圣王得到天下百姓的拥戴，就像人饥饿了需要吃饭、口渴了需要喝水一样自然而然;老百姓信任国君，就像相信寒来暑往的规律一样必然。《群书治要·傅子》中也说：天地诚信，四季运行不悖;日月诚信，昼夜交替有常;君王诚信，各个诸侯国就安定;诸侯诚信，则境内和谐;君子诚信，可以立身于世。古代圣明的君主和贤德的臣佐，想要教化世风、淳美习俗，离开诚信而能安邦定国是从未有过的。如果君主不以诚信治国，就不会赢得民众的信任。

为政者怎样才能让民众信任自己呢?《群书治要·中论》认为：“欲人之信己，则微言而笃行之;笃行之，则用日久;用日久，则事著明;事著明，则有目者莫不见也，有耳者莫不闻也，其可诬乎?”为政者要取信于民就要做到“微言而笃行之”，并且要持之以恒，不仅要有承诺，更要有实际行动来信守承诺。

东汉郭伋候亭的故事，就是微言而笃行的典范。《群书治要·后汉书》记载：郭伋在做地方官时，素结恩德，深受百姓爱戴。一次他外出路过美稷，看到几百孩童骑着竹马在道路上迎拜。原来孩子们听说他要到来，特地从很远的地方赶来欢迎。郭伋向孩子们道谢并约定回来时再与他们见面，还把归期告诉孩子们。但他回来时，却比预定早了一天。郭伋怕失信于孩子们，就在野外的亭栈住下，等了一天才进入美稷。郭伋对孩童们都信守承诺，一诺千金，也深得百姓的信任与爱戴。

倘若为政者信口开河，不能信守承诺，就不能在臣民中树立起威望。《群书治要·史记》记载，周成王和弟弟叔虞嬉耍玩笑，成王把桐树叶削成珪状送给叔虞说：把这个封给你。史佚因此请求成王选择吉日封立叔虞。周成王却说自己只是在开玩笑而已。史佚说：“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周成王就把叔虞封在唐地。可见，为政者希望民众诚信，自己就要先做到诚信。如果上位者对待下位者不诚信，那么随时都可能有灾祸发生。周幽王因烽火戏诸侯而灭国，齐襄公因失信于瓜熟之约而被杀，就是明显的实例。所以，祸患莫大于没有诚信。

君主只有先具备诚信，对臣子有信有义，臣子才会尽忠尽节。《群书治要·袁子正书》认为：“夫唯信而后可以使人。”书中以汉高祖为例进一步讲述了这个道理：汉高祖原本是崤山以东的普通百姓，既没有咫尺土地，也没有十室之家的累积，但他能够任用天下贤才，听从劝说行道义而不求小节，所以最终能统一天下。项羽是楚国世袭的将领，横行天下，然而却最终自刎于乌江。《群书治要·汉书》中记载了郦食其对此的分析和评价：汉王和项王曾约定，先攻入咸阳者在关中称王。汉王先攻入咸阳，但项王却违背盟约，没有让汉王在关中称王，又逼迫义帝迁都并派人在途中将其暗杀。汉王发动蜀汉的军队攻打三秦，出函谷关即询问义帝的处所，收纳天下军队，拥立以前六国诸侯的后代。攻下城邑就给有功的将领封侯，缴获财物就分赏给士兵们，和天下之人共享利益，英雄豪杰、贤才智士都乐意为他效劳。诸侯的军队从四面八方赶到，蜀汉的粮食用大船运来。项王有背弃盟约的名声，又有杀死义帝的罪行。对他人的功劳从不记着，对别人的过失却从不忘怀;打了胜仗得不到奖赏，攻下城池也得不到封爵，不是项氏家族的人就得不到重用。给人刻好的印信，印章的棱角都磨没了，仍舍不得给人;攻城得到财物，积聚很多也不肯赏赐给大家。天下的人叛离他，有才能的人埋怨他，没有人为他所用。因此天下的人才都来归附汉王，他只需安坐就可以谋划大事了。由此可见，刘邦项羽为人信义不同，攻守之势就发生了改变。

为政者讲诚信，是使国家强大的重要条件之一。《群书治要·孙卿子》云：“齐桓、晋文、楚庄、吴阖庐、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他故焉，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庐、越王勾践，都原本是身处偏僻狭小之地的国君，因为他们讲信用，最后都称霸于诸侯。书中还强调了为政者不行诚信的严重后果：不致力于伸张道义，不践行诚信、唯利是图，对内不顾后果地欺诈百姓以追求小利，对外不顾一切地欺诈盟国以追求大利，不努力治理自己的国家，却总想着侵占别人的国家。这样的话，臣民就没有不以欺骗之心来对待君主的。君主欺骗臣民，臣民也欺骗君主，就必然导致上下分崩离析。如此一来，敌国就会轻视他，结交的国家也会怀疑他，权术阴谋日渐猖獗，以致不可避免地出现危机乃至灭亡。可见，导致一个国家衰亡的原因就在于“多行不义必自毙”。如果一国的统治者不遵行仁、义、礼、智、信这些治国的常理常法，而是专门靠玩弄权术来治国，必然害人害己。

为政者能否践行“信”，不仅关系到自身的荣辱成败，还关系到国家在各诸侯国中的地位，不信则为人所不齿。反复结盟，也是不信的表现，会增长祸乱。早在鲁桓公十二年，就有君子评议“信”在结盟中的关键作用。《群书治要·春秋左氏传上(补)》记载，君子曰：“苟信不继，盟无益也。《诗》云：‘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无信也。”意思是说，如果信用不能持续，结盟便没有什么益处。君子言而无信，因此才屡次结盟，屡次结盟，情义就会疏远，情义疏远就会结下怨恨，增长祸乱。

为政者能够率先笃行诚信，就能带动整个社会风气朝着良善的方向发展。《群书治要·傅子》中提出了“夫信由上而结者也”的论断，并阐述说，君主以诚信的言行态度来教导臣子，臣子就会以诚信忠于君主;父母用诚信的身教来教诲子女，子女就会用诚信孝顺父母;丈夫用诚信来对待妻子，妻子就会用诚信顺承丈夫;在上位者如果能依循伦常大道来教化下位者。下位者自然会服从常道而顺应上位者，如此上行下效，还有不被教化的人，一百个里面也找不到一个。《群书治要·论语》云：“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上行下效的效果，就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一样迅速有效。这正如《群书治要·文子》中所说：“信，君子之言也。忠，君子之意也。忠信形于内，感动应乎外，圣贤之化也。”

(编辑：刘余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