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社会科学》2026年第2期文章推介 | 刘余莉，聂菲璘：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

作者：刘余莉(1973—)，女，内蒙古赤峰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聂菲璘(1982—)，女，北京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

摘要：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是因为中华文明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文化为传承内容，由此孕育出了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等一系列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发明了汉字、文言文作为传承文化的工具，以典籍文章、百工文艺等作为传承文化的载体，以圣贤君子、志士仁人为传承文化的主体，以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作为培养圣贤君子的重要形式。以上要素使中国历史始终遵循志于道的发展方向，以合于道的标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重要原因，也是解读中华文明具有突出连续性的密码。把握这些关键要素，才能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过程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第二次之大贡献”。

关键词：志于道;旧邦新命;经典;中华文明;君子

参考引用格式：

刘余莉, 聂菲璘. 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J].宁夏社会科学,2026,(02):48-55.

著名学者冯友兰当年从中华文明历史发展的整体观，从和世界列强、文明古国的比较中，纵论中华文明的先进性。他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写道：“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1]242重温冯友兰这段意气豪迈的话，我们更要增强文化自信与历史自信，充分认识在历史长时段中华文明一直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为世界文明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过巨大贡献，而且它赓续发展，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鲜明提出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深刻阐述“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发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2]的时代强音。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指出：“我们的文化在这里啊!是非常文明的、进步的、先进的。将来传下去，还要传五千年，还不止五千年。”[3]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不仅凸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还表达了在当今时代赓续中华文脉，泽被千秋万代的崇高使命和责任担当。要想使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就要明了弘扬和传承的方式，坚守与创新的内容，才能真正秉持开放包容的精神，在守正的基础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一、传承的内容——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

中华文明是“志于道”的文化，以追寻践行宇宙人生大道为目标和旨归。“志于道”是中华文明绵延至今始终没有中断最重要的原因。《论语·述而》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纲领性概括。“道”是作为终极旨归意义的宇宙万有的本体，是自然而然的规律，是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说苑·谈丛》云：“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4]815天地自然的运行规律，社会人伦的法则遵循，都是建立在“道”的基础上。因此，古人依循“道”而修身治国，践行“道”的规律处理人伦与自然的关系。

“志于道”之“志”者，心所之也，将心定之于道，守此道而不离。圣人能够明了、体悟“道”，是达到这样境界的人，因而，圣人又称得道之人。得道之人在儒家称为圣人，在道家称为真人，在《周易》中称为大人。

“据于德”者，《论语集释》云：“据者，执守之意。德，则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则终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5]444“德”是用来体认“道”的，道为德之体，德为道之用。得道之人所表现出的品质特征就是德。得道的圣人是明明德之人。得道之人是通过无知、无为的方式达到无不知、无不为，达到本自具足、本自清净、法尔如是的境界，即这种“明明德”的境界。“无知”、“无为”的方式就是《道德经》所讲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古人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即任何人都具有圣贤的自性，通过修道都可以成为圣贤。然而，人的习性不同，并非所有人都能率性行道。圣人担心不能依循本性修习的人受习性的浸染而违背中庸之道，导致祸乱，自害而害他，于是依循当行之道修身治国，为垂范后世而立修治之法，作为天下法则，教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以修其身，又通过礼、乐、政、刑，节之以礼，和之以乐，齐之以政，禁之以刑，使人人皆能循道而行，以复其自性。《中庸》云：“修道之谓教。”教育就是使人从习性回归本性的过程。这就是大学之道。所谓天下法则，即“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治国的常理常法。“五伦”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五种伦常关系：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由此，衍生出的德行要求是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夫义妇德、兄友弟恭、朋友有信。这五伦关系不是人为制定的，而是人人与生俱来的，是自然而然的规律，是人人所共享的常道。因此，又称为伦常大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又称为“五性”，因为这些都出自人的本性。《白虎通·情性》云：“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知著也。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6]382“四维”出自《管子·牧民》：“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四维”影响了中国政治伦理思想两千多年。1912年，孙中山先生设计中山装时，前襟四个口袋的寓意即“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标识中华传统美德。“八德”在历史中有两种说法。朱熹提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孙中山提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将二者合并得到十二德目：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几乎可以囊括经典记载的全部内容。伦常道德是人自然而然的常行之道，是人的本性之德。

“依于仁”者，《说文解字》云：“依，倚也。”[7]161“仁，亲也。”[7]159亲厚之象就是仁。仁是总原则，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自他不二的仁心，王阳明称之为一体之仁，“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8]178。仁是道的显现，这种一体之仁是在对“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之道的体悟上建立的。在一体之仁的观念下，古人建立了一元和合的宇宙观，认为人伦之间，国家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是和谐一体的关系。只有“一体”才能实现“和”，才能真正实现和睦相处，才能从“生”走向“生”，即“生生”。相比较而言，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从生到死是线性发展，这容易局限人的视野和眼光，只追求当下的效果和功利。对立升级是斗争，斗争发展是战争，战争最后是毁灭。因此，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无法实现生生不息，自然也无法承载永不间断的文明传承。然而，古人在志于道方向的引领下，践行一体之仁，以一元和合的宇宙观和民胞物与的道德观处理天地自然与社会人伦的关系，因而有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创造了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

孟子云：“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荀子讲：“道者，古今之正权也;离道而内自择，则不知祸福之所托。”这都是在强调顺应“道”来修身治国的重要性。只有顺应“道”的方向，才能达到理想的治理效果，背道而驰则必然导致败亡。“道”的规律恒常不变。因此，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传承的内容——“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始终如一，而践行“道”的方式，则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变化，不断地曾益取舍、吐故纳新，这就是“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周易·系辞上》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中国历史始终遵循志于道的发展方向，始终走在合于“道”的道路上，偶有偏离时，便通过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的内生动力自我纠偏，乃至自我革命，以实现生生不息的发展。因此，锚定志于道的方向、依循合于道的标准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延续至今的最重要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9]“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10]。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释了中华文明具有五大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志于道”的文化，这是奠定中华文明具有突出连续性的基础，也是实现其他四个突出特性的关键。“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顺应道的前提下革故鼎新，与时偕行，使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华民族以天下大同为理想，对内坚持“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思想，对外坚持胸怀天下、协和万邦，使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和而不同的精神使中华文明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形成开放体系，不仅自身始终高度自信，也避免被其他文明反噬，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包容性。“天道好生而恶杀”，因而采取慎战和德政，“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国虽大，好战必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和平性。

英国学者李约瑟对中华文明给予高度评价：如果真正要说具有历史价值的文明的话，那么，光荣应归于中国[11]4。德国学者卡尔·维塞林(Carl Emmo Vissering)在China一书中讲道：中国人是唯一一个能将他们的历史追溯到远古时期的文明民族。时至今日，中国人在根本上仍立足于其祖先在人类孩童时期便开始创造的文化。当然，中国也曾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这一切都不能改变下列事实：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经历时代变迁而绵延不息，他们吸纳外来事物，并将其融入自身文化，使之成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再没有比追溯中国发展的轨迹、观察这个民族如何在数千年中保存自身，而古代世界的其他民族则一个接一个地沉沦更有意思的了[12]1。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所有的文化兴盛之后必定会衰亡。中国就是相反的佐证。中国的文化发展经历过波峰和波谷，虽然中国的文化暂时陷入低谷，但在这个精神健康的民族中沉睡的那股力量，完全有可能使中国摆脱眼前的困惑，再次走向新的繁荣[12]13-14。

二、传承的工具和载体——文字、典籍、艺术

“道”的传承需要载体。文字、典籍、艺术等，就是传承、弘扬“道”的载体和工具。其中，汉字是中华文明不间断传承发展的关键因素。汉字是语言的有形载体，集形音义于一体，作为当今世界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其发展从未间断，并沿用至今。陈寅恪讲：“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13]172钱穆讲：“一考中国文字之发展史，其聪慧活泼自然而允贴，即足象征中国全部文化之意味。故中国文字虽本源于象形，而不为形所拘;虽终极于谐声，而亦不为声所限。此最中国文字之优秀所在。”[14]2-3

对比消亡的古文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古印度印章文字，同样是象形文字，但这些古文字和古文明一同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中国的文字是智慧的符号。在历史的演进中，从上古音到现代汉语，语音系统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声音言出即逝，今人难以听懂古人的语音。然而，汉字的字形，从甲骨文、金文，到小篆、隶书、楷书，一脉相承的特点却非常明显，使后人始终能够通过形象理解大致含义。

德国哲学家凯泽林(Hermann Keyserling)对东方文化推崇备至，尤其认为中国的文字最值得赞扬。他在Das Reisetagebuch eines Philosophen 第二卷中写道，中国这种象形文字本身蕴藏着至高的艺术性。中国人在可见的形态层面达到如此高的文化水准，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文字系统[15]437-438。所有中国人使用同一套书写符号，即便在口语上完全无法沟通，仍能借此相互理解[15]438。象形文字本身的美，在潜移默化中涵养着人们的品位[15]438。最令凯泽林赞叹的是文字在精神层面的意义[15]438。中国文字可以表述对于那些超乎一切表达形式之上，却又堪称真实中之最真实者，如形而上学的境界和内心的宗教感受，而这些是西方语言无法呈现的[15]439。表意文字是与字母文字迥然不同的表达手段，它比任何一种语言表述都更为精确，且其所涵盖的内容也更为丰富。中文书面语能够直接表达那些逃逸于一切语言表述之外的内容。汉字可以在不压抑任何泛音的同时，保持确定的意义[15]441。中国的象形文字将整个宇宙都容纳其中[15]442。凯泽林不认为有朝一日中文会被任何一种现代文字取代。若认为用西方文字取代中文是一种进步，那是一种愚见[15]442。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国问题》第二章指出，中国文化有三个显著特征，是世界所有其他民族所不具备的：1.文字由表意符号构成，而不是用字母;2.在受教育的阶层中孔子的伦理学说取代了宗教;3.政府掌握在由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文人学士而非世袭贵族手中[14]24。罗素认为，中国文化能如此历久不变，足以让后人追根溯源，或许是使用了表意文字。口语从古至今变化肯定很大，即使如此，中国人仍可以读懂最古老的经书[16]25。换言之，汉字是使中华文化能够延续千年而不变的重要原因。

20 世纪早期，在中国的一些外国人提出废除汉字，改为拼音文字。曾任莱比锡大学东亚学系主任的何可思博士(Eduard Erkes)对此作深刻评论：中文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语言，中文文字也堪称人类精神所创造过的最完善的交流工具。它起源于象形文字，并至今忠实保留了其象形特征。但通过一系列巧妙的辅助手段，它适应了人类言语的各种条件，成为表达最精微思想的恰当工具。它之所以没有像其他象形文字那样演变成音节文字或字母文字，根源在于中文语言本身的特性。中文有大量同音词，这使得必须使用一种能标示同音词意义的文字系统。用字母拼写的中文是完全无法理解的。因此，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传教士，时而提出的为中文引入字母文字的主张，完全是荒谬的。如果这些主张并非大多出于不纯的动机，它们本可成为其提出者对中文缺乏了解的显著例证。其真实意图在于：他们希望通过破坏统一全国的书面文字，进而瓦解民族的统一，最终导致中国的分裂与沦丧[17]124。

文言文是用文言写成的文章，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并被后世历代作家在仿古作品中使用，成为一种定型化的书面语。文言文是继汉字之后又一个传承文化的伟大工具。书面语和口语不同。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口语的变化很大，而书面语则保持相对稳定。这使不同时代的人，使用不同方言的人，通过文言文进行“笔谈”交流成为可能。如此，欧洲著名汉学家高本汉教授在《中国语与中国文》一书中认为：中国的文字和中国的语言情形，非常适合，所以他是必不可少的。中国人一旦把这种文字废弃了，就是把中国文化实行的基础降服于他人了[18]50。

这些汉学家们的真知灼见说明，汉字、文言文的发明和使用是使中华文明得以不间断连续传承至今的重要载体。因此，要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继续传承下去，重视汉字、文言文以及经典的学习至关重要。

中国古代传世典籍以四部(经、史、子、集)划分，记载的是古圣先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和方法，有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经者，常也。经典之中记载的是恒常不变的道理，治国的常理常法。经部典籍树立治道思想。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书》，定《礼》、《乐》，赞《易》道，作《春秋》。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此后“六经”成为正统的治道思想。中国古代历史被称为信史，是因为有史官将历史记录下来，落实在文字上，是一部不间断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魏徵《群书治要·序》云：“载籍之兴，其来尚矣。左史右史，记事记言，皆所以昭德塞违，劝善惩恶。故作而可纪，薰风扬乎百代;动而不法，炯戒垂乎千祀。”[19]1《隋书·经籍志》总序云：“诸子为经籍之鼓吹。”[20]909集部收录诗词曲赋书信文章等。在典籍的熏陶下，中国古代士人形成了特有的精神品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等。典籍是一种无声的教育，传递大道，教化人心，是坚定国人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的源泉。深研经典、学习历史是弘扬中华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方式。

艺是行仁之工具。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以及百工技能，皆艺术也。古代的艺术形式丰富多彩，有文学、戏曲、书法、绘画、音乐、舞蹈、雕塑、建筑、工艺、园林等。既然“艺”是践行“仁”的工具，是涵养“德”，体悟“道”的途径，那么任何的艺术，都应以承传和弘扬“道”为宗旨，都应秉持“思无邪”的理念，引人向善，禁人为非，践行人伦大道，感悟天道规律，导归人至纯净纯善的性德。这就是文化的本质，即“文以载道”、“以文化人”，使人通过各种形式的“文”的熏陶，变化气质，归于正道，实现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因此，学习任何技艺，从事任何职业，都不应当仅仅作为谋生的手段，更应是作为为道的途径、得道的方法。百工技艺的传承，使读不懂汉字文言文的古人同样走在“志于道”、“合于道”的路上。这也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息的重要原因。因此，“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是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应当遵循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进行创新必须坚持的前提。在现代社会，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都是传播中华文化的手段，传播的内容也都应以“志于道”、“合于道”、“文以载道”、“以文化人”为遵循。

三、传承的主体——君子、仁人、圣人、“大丈夫”

作为中华文化传承的主体，中华民族有着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内生动力。《周易·乾卦》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道运行刚健有力，日月更迭，寒暑交替，使万物化育，生生不息。天之刚健之德，最关键处在“不息”。由“不息”达到无为而成的境界，无为而无不为。《论语·阳货》载，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古圣先贤观察天地自然，总结出“天行健”的运行特点，不仅亲自力行实践天道自强不息的精神，还以此精神勉励世人。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不断创造历史的精神动力。《周易·系辞下》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这背后推动的是革故鼎新的力量。革为去故，鼎为取新。自然界是不断革新的有机体，天地阴阳，温暑凉寒，迭相变革，然后四时序，万物生。从天道以明人事。人类社会也处在不断地革新之中。夏桀殷纣，凶狂无度，有违天道，人亦叛亡。商汤周武，放桀诛纣，吊民伐罪，是承天之命，顺应人心。《周易·系辞上》云：“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大学》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日新又新，以及自强不息的精神，不仅是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助推器，也是文明在绵延赓续中不断进步的内在推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指出“正是这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变革和开放精神，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21]。《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旧邦新命”之下文化传承的历史。“旧邦新命”的精神贯穿了中华民族缔造中华文明的历史实践。周公定鼎，制礼作乐，纲纪万方;秦扫六合，废其封建，郡县一统;汉承秦制，有所损益，开疆拓土;万国衣冠，盛唐气象，丝路长歌。直至近代，洋务运动，康梁变法，三民主义，无不是古老邦国变革维新之求索。“旧邦”是中华民族历史的同一性，“新命”是各个历史时代赋予之使命。旧邦新命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开辟未来。“阐旧邦以辅新命”，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展望未来，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各国现代化。中国始终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这是中华民族这一“旧邦”之于当今时代之“新命”。李大钊于中华民族处于深重灾难之际，就曾满怀信心预言：“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其古代文明，扩延及于高丽，乃至日本，影响于人类者甚大，今犹能卷土重来，以为第二次之大贡献于世界之进步乎?”[22]215“中国民族今后之问题，实为复活与否之问题，亦为吾人所肯认。顾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22]215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旧邦新命”的当代实践，也是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的“第二次之大贡献”。

传承精神和文化的主体是人。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种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的精神不仅体现在日用云为之间，更体现在每当文化继绝存亡的关键历史时期，就有一批深入中华文化精髓、领略中华文明大道的圣贤君子奔走呼号、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延续文脉。一代又一代志在“为往圣继绝学”的弘毅之士赓续接力创造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这些“弘毅之士”是君子，是仁人，是圣人，是“大丈夫”。

在《儒家伦理学》中，系统研究了“君子”、“仁人”、“圣人”的人格特点。在孔子看来，能称得上“君子”的人具备一系列特质：一生彰显仁爱，具有坚定的道德意志，在任何条件下都不放弃道德信念，《论语·里仁》讲：“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君子重义轻利，不做违义之事，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守信承诺。《论语·颜渊》讲：“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君子极具修养，内含忠信之心，外有谦恭之礼。《论语·八佾》讲：“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为政》讲：“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学而》讲：“敏于事而慎于言。”“过则勿惮改。”君子心胸宽广，自省而不责人。《论语·学而》讲：“人不知而不愠。”《论语·卫灵公》讲：“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子路》讲：“君子泰而不骄。”与别人合作时，不会为迎合而丧失原则，能做到和而不同，能按中庸之道行事，避免过而不及[23]81。

孔子视“仁人”和“圣人”为理想人格。仁人是指把仁义作为最重要的美德，并因此而具备仁义品格的人。《论语·雍也》载，孔子认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阳货》载：孔子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仁人把仁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随时准备为实现仁义而牺牲，决不为苟且而远离仁义。圣人是比仁人更高境界的理想人格。孔子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人看作圣人。因此，圣人不仅自身具备仁义的美德，还同时具备治政者的地位并能教育民众，使民众也具备仁义的美德。圣人能够解救民众于水火，并为世界带来和平[23]82。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理想人格的思想，并在性善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大丈夫”的理想人格。孟子并不认为纵横策士景春推崇的纵横家公孙衍、张仪等人堪称堂堂的“大丈夫”：他们一发怒，天下诸侯便为之战战兢兢;要是他们安静下来，天下便平安无事。孟子认为公孙衍和张仪不过是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游说于诸侯之间，利用权势作威作福的政客。《孟子·滕文公下》记载，孟子认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特别强调“大丈夫”必须具备坚定的道德意志，在任何条件下都能把仁义付诸实践，当生与义不能两全时能舍生取义[23]83。

为了达到这样的精神境界，孟子强调要在艰苦中磨炼意志。《孟子·告子下》记载：“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认为一个能承担重任的人，必须勇于在生活中磨炼自己，应当能够不顾个人物质利益，不顾周围的生活条件，不怕艰难困苦，甚至不顾个人身体所遭受的损害，在逆境中不断磨炼和提高自己的意志、品质。可以说，这是对曾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精神追求的发展[21]84。

孟子所谓的“大丈夫”，实是道德高尚的人应有的气节。“大丈夫”不论得志与否，都能够始终坚持正确的原则，不因得志而作威作福，也不因不得志而卑躬屈膝。而景春所讲的“大丈夫”，则是气势汹汹、以势压人，只关注自己的现实名利，不顾道德仁义的原则，属于小人得志。孟子塑造的“大丈夫”道德形象，成为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追求的道德目标和道德理想人格，开创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的传统美德，是我国古代传统伦理思想和道德实践的精髓[21]84。

总之，在道德人格问题上，孟子发挥了孔子“我欲仁，斯仁至矣”的“为仁由己”的主张，认为人在道德修养上有主动权、决定权，为善为恶取决于自己，把道德修养看作日积月累的过程，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急于求成，主张在道德情操的培养上注重气节，不为生死利害所动摇，甚至在必要时以身殉道。孟子所倡导的这种精神，经过后人的发展和践行，成就了一批又一批崇尚气节的民族英雄和文人志士，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样的君子、仁人、圣人、大丈夫必须依靠圣贤教育的培养。古人重视教育。《礼记·学记》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再到社会教育，培养圣贤君子的教育贯穿人的一生。教育最重要的是做人的教育，是品德的培养，其次才是知识和技能。《大学》开篇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大学是大人之学，即圣人之学，大学之道在彰明自性明德，这就是成圣成贤之道。《汉书·礼乐志》云：“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天下尝无一人之狱矣。”[24]1032即使不能进入学校学习的人，还有音乐、戏剧等文艺形式，这些都属于社会教育，秉持“思无邪”的理念，以宣扬道德仁义为主要内容，进行伦理道德的教化。只有这样才能熏染塑造出君子圣贤、志士仁人的大丈夫人格。

总之，要将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继续承传下去，既要认识到中华文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内容特点，也要认识到文字、典籍、艺术等作为承传工具和载体的重要性，更要认识到，当下迫切需要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培养有学问有道德的圣贤君子、志士仁人——既能深入经典，也能落实先贤的教诲，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并通过讲解经典、百工文艺等各种教育形式，言传身教，传承古圣先贤的智慧，使五千年中华文明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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